朱耷（-），八大山人是我国明末清初杰出的写意画艺术大师。生于明天启六年（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年），姓朱名耷，是明太祖朱元津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他从小聪慧异常。又受过良好的艺术熏陶，八岁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并能悬腕写米体小楷，并进官学为诸生。

八大山人十几岁那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国破家亡给他以沉重打击。当时清王朝对明朝宗室采取高压政策，迫使八大山人在二十三岁那年去奉新县耕香院正式削发为僧，栖隐奉新山，一切尘事冥。在这个寺庙里，八大山人渡过了一段漫长的参禅悟道、晨钟暮鼓的时光。清康熙初年，八大山人离开奉新，来到青云谱道院隐居，躬耕悟道，创作书画。六十二岁时，他把道院交给其徒弟主持，自己离开青云谱，在南昌抚河桥附近修筑寝歌草堂。进行晚期的艺术创作，渡过了八十岁。康熙四十四年初冬，病逝于寝歌草堂。这位东方的艺术巨星陨落了，但他永恒的艺术却长留人间。八大山人初为僧，后为道，继而还俗，八大山人四字连草起来，形似哭之、笑之，表示他对清王朝的不满和对故国的怀念。八大山人从不为清廷的权贵画一花一石，而农民贫士却容易得到他的作品。康熙十七年（年）胡亦堂任临川县令，曾笼络他为清廷效芳，他竟假装疯癫，撕毁僧服，走还省城。

八大山人在艺术创造上有杰出的成就，他是一位写意派艺术大师，他的艺术对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以大写意水墨画著称，精于山水、花鸟、人物，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在创作上，他立意精深，构图奇特，笔墨简炼，气势磅礴，感人心脾，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具有独特的韵味，在清初画坛保守与革新的对峙中，成为革新派四大画俗的主持。八大山人以精炼放纵的笔墨，表现了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抒发了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愤慨，大气磅礴，感人心脾。名画家郑板桥在题八大山人的画时称赞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由于八大山人画品至上，尤受推崇，名满天下，三百年来，著名的画家扬州八怪郑燮等以及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张大千等在画风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他的艺术之光的强烈辐射已穿越时代和国界、穿越民族欣赏心理，释放出巨大的艺术能量。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八大山人为中国十大文化艺术名人之，并以太空星座命名。八大山人受到世界人民的赞扬和敬仰。

八大山人纪念馆具有丰富的藏品，馆内现设有书画展厅十座，陈列八大山人生平史料及其艺术珍品八十余件，其中代表作有：墨荷图、鸟石阁、松鹤阁、拓本立鹰图、寿鹿图以及牛石慧的代表作猫、鸡等。

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西文学者称他为“东方的马可.波罗”。汪大渊生元武宗至大四年（年），从小聪明好学，深得父母钟爱，望其长大成才，故取《论语》中“焕章”。汪大渊果然不负所望，成为举世闻名的航海家。

他先游历一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商港，也是世界最大商港之一的泉州。看到各种肤色和操各种语言的人们，摩肩接踵；看到琳琅满目的中西厅贷，堆积如山；港湾里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般只，特别是那些中外商人、水手所讲的外国风情，是那样的生动、有趣，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汪大渊的好厅心，后来促成了他两度远洋航行的壮举。

元文宗到顺元年（年），年仅二十岁的汪大渊搭泉州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海了，一直到元统二年（年）夏秋间才返回泉州。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元惠宗至元三年（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出航，游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两年后才返回泉州。

汪大渊远航回国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当时泉州路正在修郡志，泉州地方长官（称达鲁花赤）与主修郡志的人见此书在为赞赏，即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为附录。后来汪大渊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印行。这本书才得以广为流传。但《岛夷志》一书却在元末兵乱中大部分散失，明朝后终于失传。

汪大渊著《岛夷志》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曾说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为它作序的泉地方官、著名文人张翥说：“汪君焕章当冠年（即二十岁），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慢信乎其可征也。”另一作序者，泉州方志主修吴鉴说：“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以君传者其言必来信，故附《清源续志》（即《泉州路清源志》）之后。”后来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说：“随其（郑和）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可见该书的内容是真实可靠的。

节略后的《岛夷志略》还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二百二十多个，详细记载了他们的风土人情、物产、贸易，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资料。书中记载了台湾、澎湖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当时台湾属澎湖、澎湖属泉州晋江县，盐课、税收归晋江县。书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真腊国（今柬埔寨）有唐人；（）泥（今加里曼丹岛上坤甸）“尤敬爱唐人”；而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岛夷志略》记载澳洲的见闻有两节：一、麻那里；二、罗娑斯。当时中国称澳洲为罗娑斯，把达尔文港一带称为麻那里（marani），泉州商人、水手认为澳洲是地球最末之岛，称之为“绝岛”。汪大渊记载当时澳洲人的情况：有的“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有的“穿五色绡短衫，以朋加刺布为独幅裙系之。”还记载有一种灰毛、红嘴、红腿、会跳舞、身高六尺的澳洲鹤，“闻人拍掌，则耸翼而舞，其仪容可观，亦异物也”。他称之为“仙鹤”。又称澳洲一种特有的红得象火焰一样的树为“石楠树”。

汪大渊还记载了澳洲北部某地“周围皆水”，即指今天澳洲达尔文港以东一大片沼泽地。所记“有（）如山立”，即指澳洲西北高峻的海岸附着很多牡蛎。还记载有澳洲北部海岸的安亨半岛和高达八百米的基培利台地，“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这些都是真实无误的。《岛夷志略》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上有重要史料价值，因此很早就引起世界的重视。自年以来，西方学者中有十人研究该书，并将该书翻译成文字。在《岛夷志略》中有两节详细记载了澳洲的风土、物产，应该是见著于世的关于澳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是西方学者，却不敢承认汪大渊到过澳洲，因为在汪大渊到澳洲后近二百年，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一大陆。

《岛夷志略》可以说是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搓胜览》等的重要历史地理著作，而其重要性又远远超过这些宋、明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说：“诸史（指二十四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汪大渊两下西洋，游踪的广远，著述的精深，直到清代中叶以前，还是名列前茅的。

汪大渊曾说：“所过之地，窃常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岛夷志略》中大佛山条载：他们的般到大佛山（今斯里兰卡）附近，采集到珍贵的奇异珊瑚，汪氏很兴奋，“次日作古体诗百韵，以记其实。”回到故乡后，豫章邵庵虞先生见而赋诗，迨今留于君子堂以传玩焉。”邵庵虞先生先即当时著名文人虞集，他的书斋名邵庵，因号曰邵庵先生。诗人虞集也为汪诗所动，并赋诗唱和，可见汪大渊诗词的高超。可惜汪大渊除《岛夷志略》外，未见有其他著作传世。汪大渊的晚年生活也无记载可寻。但是他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是早为中外学者一致公认的。

梅汝璈（年～年），字亚轩，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的梅汝璈在江西省立模范小学读书。因父亲梅晓春家教极严，梅汝璈每日必须早早起床到外面拾猪粪牛粪当农田的肥料。每日出门拾粪时，他总要带本英语书，一边拾粪一边苦读，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

梅汝璈（年～年），字亚轩，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的梅汝璈在江西省立模范小学读书。因父亲梅晓春家教极严，梅汝璈每日必须早早起床到外面拾猪粪牛粪当农田的肥料。每日出门拾粪时，他总要带本英语书，一边拾粪一边苦读，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

12岁那年，梅汝璈小学毕业，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学预备班（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年，梅汝璈赴美国留学。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年夏—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年回国以后，他考虑到山西大学历史悠久，而且与清华大学同样有“庚子赔款”的渊源，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特点，加上梅汝璈的同学冀朝鼎的父亲、时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创始人冀贡泉的邀请，到山西大学法学院出任教授。任教期间，他主要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

梅汝璈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还经常以清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

4年后即年，梅汝璈又应聘到张伯苓担任校长的南开大学任教。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梅汝璈途经重庆，应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职的清华校友顾毓琇的邀聘，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法律系教授。抗战胜利后，梅汝璈回到上海，出任复旦大学法律系的教授。

在梅汝璈的一生中，最为神圣和光荣的，当然是年至年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任法官的日子。他为了使那些日本战犯得到正义的惩罚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远东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这个问题在开庭前好几天在法官会议上便有过热烈的讨论和争执。照道理说，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既是由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们的席次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这就是说，应该以美、中、英、苏、澳、加、法、荷……为序。

但是威勃庭长却不喜欢这个安排。由于他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派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他便千方百计地反对和变更这个安排。他最初的提议是法官次序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五强为中心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是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威勃的提议落空了。于是，他又提议按参加东京审判的11国的国名字母次序来排列，但这样一来事情更乱，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

梅汝璈发言道：“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话音刚落，法官们都忍不住笑了。庭长威勃对梅汝璈说：“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梅汝璈答称：“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当心安理得，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

这个问题在半认真、半开玩笑中讨论来讨论去，事实上并没有获得解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年5月2日），这一问题的争执达到了高潮。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说下午4时举行法庭开庭仪式的预演，并且要拍照，嘱大家穿好法袍，在休息室等候。

下午预演开始时，威勃突然宣布，座席的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盟军总部的意见。庭长这一宣布使大家愕然。梅汝璈立即脱去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表示抗议。

梅汝璈的这一行动，使威勃很尴尬。他只好以种种理由来反复劝说梅汝璈，梅汝璈不为所动。

由于梅汝璈的据理力争，法官们进行了最后表决，终于使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照受降签字国顺序合理排定，中国国旗还插在了第一位。此时，虽然已较预定的彩排仪式开始时间晚了半个多小时，但梅汝璈以其正义的行为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年4月，历时近两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进入起草判决书阶段。在梅汝璈的争取下，法官们推定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梅汝璈在助手杨寿林的帮助下，在三百余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梅汝璈风趣地形容自己的生活说：“我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

法庭进入最后的秘密评议（量刑）阶段，11国法官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发生根本分歧。原来，东京法庭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刑依据。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因此，11国法官援引本国法律条款，各执己见。东京法庭有法官11人，决定每一被告的刑度需要至少6票（过半数）。凡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意投死刑票。譬如来自澳大利亚的威勃庭长就主张将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而美国法官克莱麦尔虽同意死刑，但他的注意力仅限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坚持判死刑。印度法官帕尔博士则态度更加顽固，他竟然主张无罪开释全体战犯，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

法官们还没有最后投票，但通过争辩表态已能看出，力主死刑的人是少数。怎么办？梅汝璈和助手议定：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两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这最后的量刑争议使梅汝璈如同伍子胥过昭关，把头发都急白了。是的，个人之颜面还是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

整整一个星期，梅汝璈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花了许多心血，费了无数口舌，最后的投票表决日到了。6票对5票！以一票之微弱多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恶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

年11月12日，判决宣告完毕。中国法官梅汝璈应日本《朝日新闻》之请，在当天的报纸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他说：“经此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之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今日国际法庭之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