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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行美德 古代进城乡人，特别是罗坊的罗氏、严氏和冶城彭氏等家族，自徙居进城乡之后，刀耕火种，艰苦创业，随着家族日益壮大，财富日渐丰盈，他们深知教导族人勤俭持家、知书识礼、履仁崇义、隐恶扬善的重要性，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善行义举，形成了一系列的懿行美德，素为邑人称道。 严罗二族兴办文会 在古代，读书人离开书院后，便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被人称为“文人雅士”。他们或业儒，或应举，通常都不屑于去从事农、工、商业。为了加强交流，切磋学问，以便于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或应举能力，通常会由众人集资，或由个别土豪捐资，创办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是“文会”。 文会出现的时间较早，在南北朝时，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中就有“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的记载。唐朝杨炯《晦日药园诗序》中也有“请诸文会之游，共纪当年之事”的说法。元朝刘埙《隐居通议·总评》说：“每与此先生文会剧谈，至意气倾豁处，此先生辄曰：相与读山谷赋可乎？”清朝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三回说：“因是乡试年，做了几个文会。”可见历朝历代文人雅士都有举办文会的习惯。 文会通常是由许多人或许多家族共同出钱举办的，文会举办之后到底能维持多久？没有记载。文会活动需要场所，需要经费，需要热心的主持人，倘无固定的场所、经费来源和主持人，这种群众团体估计是很难维系较长时间的。但在奉新县罗坊却有一个例外：罗坊严氏家族先后创办了两个文会，且延续时间长达一百年七十余年之久，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罗坊严氏家族创办文会始于清乾隆丙戌年（），最早的名称叫“崇文会”，办会的目的是：“其意欲使学者交相淬厉于道德文章，以上应圣天子作人之用。”经费筹措的办法是：“仿古社仓之意而行之，借资于族之好义者而收其余息，以为每岁讲学会文之用，所特与社仓异者，息虽丰而本不归其故橐耳。” 当时主持崇文会的人叫严廷典。他在乾隆己亥年（）写的《严氏文会序》中说：“典不才，粗识读书大略，其所沾丐于先泽者不乏，而所获陶淑于乡先生者亦孔多。今发苍矣，虽谫陋顽劣，不足矜式后贤，而亦俨然负教人之责矣，一切讲学之规，课士之法，善后之宜，所当讲明而切究之，庶有善无患而可以行之，历久弗替。” 查县志和族谱可知，严廷典，字圣言，号羲亭，进城乡人。父志洪，诸生，早卒。事母以孝闻。受书于大父增贡生盛昕，日记数千言，十岁时有《糟鱼》诗云：“江湖旧梦空云水，刀俎余生在醉乡。”乾隆三十九年（）领乡荐。由此可知，他为崇文会作序时已经中举五年，有资格和能力来主持崇文会，他在为家族子弟讲学之余，还制定了“讲学之规，课士之法，善后之宜”，他不仅仅是一位负责的主持人，而且还履行了教授之职。就在他中举七年之后，又于乾隆四十六年（）高中三甲第七十二名进士，先后担任甘肃西和知县和广东高明知县，所至有声，政绩卓著。著有《羲亭文钞》、《羲亭诗钞》、《燕游宦游草》、《邮签集》、《粤游草》、《兀兀编》、《却老编》等，可惜未能刊印流传。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严氏崇文会办成了一件一般家族根本办不到的大事：为了解决严氏家族子孙赴省会南昌参加乡试的吃饭和住宿问题，家族中一位名叫严古愚的人捐出白银一百两为倡，在南昌购买了一栋屋房，专门作为严氏生员赴考的“试馆”，“于是疲顿于道者宾至如归矣，车舆仆从有所归向矣，可暂可久，不必傍他人门户矣”。崇文会众为此写了一篇《襄建试馆序》来记录这件大事。一个家族特置一处试馆来接待本族赴考生员，足见这个家族生员之多，人才之盛。这也是其他文会无法企及的。 崇文会创办五十五年之后，清嘉庆二十五年（），严氏家族已经饱尝了兴办文会的甜头，家族中的两位进士严晖吉（曾任湖南巴陵令）和严拱（曾任天津知府）在一起“樽酒论文，叙及此事，大不胜其继往开来之意，思欲以集腋之裘为宏文之举，大约义取其旧而例取其新，从新起会”，又创办了一个“文新会”，严晖吉为此撰写了一篇《文新会小引》来记录此事。新文会成立之八年后，大约于道光八年（），新文会制定了《条规》，比以前崇文会时更臻完善，《条规》共分五条，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会因文起，以会文为重，每年以腊月初三日为冬课，不拘生童，携带笔砚赴祠，作一文一诗，务尽一日之长，交卷时各送纸笔赀贰百文，毋得托故不到。”第二条：“会中致送卷赀及喜金，自道光己丑年为始，其卷资院试每人壹两，乡试每人一两陆钱，会试每人六两喜金，统以二两为率，俟出息大时一并再为酌增。”第三条：“银钱生息择本族殷实贸易者，每年分次轮流领借，周年加一五起息，至期本利一并当众交兑明白，毋许欠押，每年以腊月初一为会期，不得滥领。”第四条：“银钱若上千数以外，未免生放维艰，须分一半置业，一半仍照前生息。”第五条：“会中庆吊诸礼须要酌理准情，公同裁度，不得涉私任意，致启争端。” 《条规》规定了本族生童或生员每年会文的时间、奖励的标准、资金的运作方式和文会资金的用途等等，十分明确而具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罗坊严氏兴办的崇文会和新文会，是严氏宗祠下辖的两个具有固定资产的实体机构，与总祠相辅相承，对本族人才的作育都十分重要。我们从总祠的《续增祠规》来考察总祠对文会的支持。《续增祠规》第一条载： “士类之宜培也。目不知书，如无烛夜行，茫茫然莫辨东西南北之向，且为士者少，则科名奚自而来？又何以称望族？今酌定规条，凡应童子试者，每人送卷价银壹两六钱，入泮送贺仪五两，乡试每人送卷价银叁两贰钱，中式送旗匾银三拾两，副车及恩拔岁优送银二拾两，公车北上，每人送盘费银十六两，中式送旗匾银五十两，倘入仕之后，量答祖佑，助冬腊二祭，斯又交尽之道也。” 这个奖励和资助标准说：凡家族子弟只要参加童子试，每人可获一两六钱银子的资助；童生参加院试考取秀才，送贺仪五两；秀才参加乡试，每人可获三两二钱的卷价银资助，考中举人，另送制作旗匾或牌坊的银子三十两；虽未中举，但取得了副贡、恩贡、拔贡、岁贡、优贡资格的，奖给白银二十两；举人赴京参加会试，可获十六两盘费资助，考中进士者，奖给旗匾银五十两。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科举废除。民国年间，虽然没有科举考试，但严氏家族对子弟读书的重视程度并未因此而减弱。 《十三修增祠规二则》第一条载：“耆年硕德，今古同尊，一本谊隆，理宜庆祝。吾族族大人众，不乏获享遐龄之辈，公议族中如有寿届古稀，由祠内致送祝敬钱八千文，嗣后而耄而耋而期颐，年寿若增高一旬，祝敬则加送二千文，如系文学之士，则另由文新、崇文两会内视祠内之数相等致送，女寿则以普通男寿之数酌减二千文，只由祠内致送，文新崇文两会不与焉。” 此条表明：凡族中有年满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岁的男性长者，除由祠内分别致送祝敬钱八千文、一万文、一万二千文、一万四千文外，“如系文学之士，则另由文新、崇文两会内视祠内之数相等致送”。由此可见严氏家族不仅注重敬老，而且对读书人特别地敬重。此条还表明，崇文、文新两会是同时存在的。 严氏家族一向把对家族子弟的培养当作家族的头等大事，在科举时代，他们是这样做的，科举废除之后，倡导男女平等，家族子弟读书仍然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十三修增祠规二则》第二条载： “民国肇造，科举已停，造就人才必由学校。吾族先辈创设文新，原为培植后进起见，在昔则乡会小试俵送卷赀，于今则小中大学补助津贴。公议嗣后凡族中有志求学之士，无论男女学生，祠内与文会自当酌补津贴，第学校名称有大小，求学地点有远近，在乡立各学校，则每学年津贴钱二千文，在县立各学校，则每学年津贴钱六千文，在省立各学校，则每学年津贴钱十二千文；在南京各学校，则每学年津贴钱二十四千文；在北京各学校，则每学年津贴钱四十八千文；若过国留学，则每学年津贴钱九十六千文。以上议订津贴均由祠内及文会照数平摊致送，若本学生先祖未入文会，则只有祠内之数致送，文会不能津贴，以昭公允而垂永久焉。” 此条表明：族中凡有志于求学之士，无论男女，无论小学、中学、大学，乃至于出国留学，都有详细而具体的奖励或资助标准。 罗坊严氏一族从乾隆丙戌年（）创办崇文会始，中间嘉庆二十五年（）再创文新会，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其间长达年，从未间断，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个家族从康熙五十三年（4）起，到光绪五年（）止，先后培养出举人20名，其中再高中进士者7名，这可谓是又一个奇迹。这个家族没有兴办过较大的书院，文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罗坊罗氏一族兴创文会的时间较晚，道光壬辰年（），罗氏开始“轮理漕务”。由于“首事俭约处己，勤恳奉公，盘费用数渐次节略，方有些微余剩”，道光壬寅年（），家族中一位叫罗西屏的人邀集本族尊长商议，想把处理漕务剩余的钱创办文会，希望“日后可作学校之助，应试之帮”。道光二十八年（），这时罗西屏已经逝世，为了却他的心愿，合族再议，正式成立子兴文会，确立办会的宗旨是：“俾从师者得以有资，应试者得以有补。不特此也，又当春秋课以文艺，就正于乡先生辈，以行甄别，斯可切磋琢磨，养其德性，勉强学问，遹观厥成。”为了“志吾族之盛举，而于来者有厚望焉”，合族公立了一篇《子兴文会序》来记录这件事。 罗氏一族创会时间虽较严氏家族晚，但无疑对罗氏子孙读书求学和人才作育起过重要作用。 欲获取樊先生著作 请联系： 图片来源：网络 樊明芳赞赏 |
